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许多单位都在开展读书活动，这不禁让我想起自己童年读课外书的事情来。

记忆中读的第一本课外读物，是一张名叫《城南旧事》的年画。年画上和我同龄的英子留着齐耳短发，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当父亲把这张年画买回家时，我一下子喜欢上了。那时，我刚上小学，年画上的字大多不认识，于是请求哥哥给我读。哥哥读了两遍后就不耐烦了，嘲笑我是笨蛋，气得我呜呜地哭，母亲就吵哥哥。在这吵吵闹闹中，我了解了《城南旧事》的内容，也逐渐认识了上面的字。

上世纪80年代初，流行较广的课外书是巴掌大小的连环画，我们叫作画册。有一年过年，在城里工作的表姨给了我两毛钱的压岁钱。接过钱的那一刻，我就打定主意用这钱买画册。在镇上上学的哥哥还在寒假中，也没人陪我专门去镇上买，可把我给愁坏了。两毛钱装到兜里怕丢了，放在枕头下怕馋嘴的弟弟拿去买吃的，藏在墙缝里怕老鼠咬坏，给了妈妈怕“充公”。为了守好这两毛钱，我晚上睡觉也不安生，恐怕弄丢了。好不容易熬到哥哥开学，求哥哥给我买回了两本画册：一本是《鸡毛信》，另一本是《东郭先生》。因为还剩余三分钱，我计划攒起来继续买画册。两本画册买回来，我如饿狼一样，囫囵吞枣地看完，然后又像牛一样慢慢地反刍，再从头重新看。机智勇敢的放羊娃海娃，滥施仁慈的东郭先生，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手中有了自己的画册，就有了与别人交换看的底气。小小的村庄，谁手里有什么画册我一清二楚。因和人交换的次数太多，两本画册到最后已经破烂不堪，再和人交换人家就不乐意了。为了能借到没看过的画册，偷偷地替人写作业的事也曾发生过。

到四五年级时，我阅读的胃口越来越大，薄薄的画册已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我的眼睛瞄准了真正的书籍。父亲是教师，家里书籍还是有的，堂屋柜子下面就有几本厚厚的经史子集，我也曾翻看过，但对于一名小学生来说，那书太深奥了，我终究看不下去。有一次，上初中的堂姐不知从哪儿弄了本《少年文艺》，我跟在堂姐后面哀求：“姐姐，姐姐，让我看看那本书吧。大娘让你扯多少猪草，我帮你扯。”为了求到堂姐手中的一本书，我扯猪草比大我四岁的堂姐都快。为此，手常常被猪草勒得红肿。四年级的暑假，我从堂姐手中求得了一本书，名字是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内容至今记忆犹新，讲的是日本人拿中国活人做实验的事，里面的描写甚是恐怖，我读到半截就读不下去了。

“姐姐，日本人为啥拿我们中国活人做实验？”

“为啥？咱中国落后，打不过人家。”

这是我唯一一本开了头没有读完的书。但就是这本书，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民族仇恨和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

母亲常教育我说，没有春风，难下细雨。为了能让堂姐把手中的课外书顺顺当当地借给我，平时我在堂姐身上下足了工夫，而不是等到她弄到课外书的时候再去讨好她。受借书时间的限制，囫囵吞枣、熬夜看书的事有；上课藏在课本下面偷看，被老师发现收走书的情况也有。

到了初中，同学们手中传阅的课外书多起来。对于我来说，发现别人手中有本课外书，不亚于葛朗台看见了金灿灿的金子，我会千方百计地借到手读一读。《稻草人》是帮同学打一星期饭换来的，《三毛流浪记》是替同学扫三天地求来的。有时好话说尽、好事做完，人家还不借，就会心心念念地记着，等有机会再求。有时求来的一本课外书，头天晚上借来，第二天早上就得还给人家，免不了要在煤油灯下夜读。清早醒来，两个鼻孔因吸进了油烟都是黑乎乎的。

本是个宁折不弯的硬性子，可为了能求到课外书读，不知弯了多少次腰，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书的不快，往往在借到书后一扫而光。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不管农村还是城市的孩子，现在都拥有不少的课外书，很是羡慕他们。暗想，若是自己出生在这个幸福的年代，那该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