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书店里很难见到周作人的书。后来，坊间周的著作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南有钟叔河，北有止庵，他们整理、校订的周著出版，使得人们能够很容易看到周的几乎所有作品。

几年来，我先购买了《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那是冲着鲁迅去的。后又买了止庵校订编选的《周作人集》和他著的《周作人传》，也可以说是冲着止庵去的。说实话，我读得并不是特别仔细。当然，对于《鲁迅的故家》还是用心读了的。我的初步收获，是对认识鲁迅有了更多的地气可接；另一个收获，是比较接受周作人对于写作的主张——写作即是“写话”。相对于写作严谨的“语体文”，“写话”更适合我的习惯和脾性。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多的识见。周著读到这个份上，也就放下了。

直到最近收到朱航满先生寄赠的《木桃集》，我才有了重新认识周作人及其著作的契机和想法。

朱先生在此书扉页上题：“此书所谈作家，皆系余之嗜者，故以木桃为题。然亦有一脉，乃所谈作家皆好知堂文章。”如今，我就是循着这个思路拜读此书的。

《木桃集》共有九个部分。每部分并没有像大多数集子惯常的做法，都要拟一个辑题，或者标出“辑一”“辑二”之类，而是以空行为示。第一部分着重于知堂文集的出版和收藏。对于不了解知堂文集如我者，可谓值得一读。在《周作人的茶饭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印制周作人的文章未必纸张要最佳，其实那种泛黄且略感粗糙的纸张反而更好，与周作人日常朴素的风格才得契合，而版式不必过于疏朗，字体也要略小才好，如此每页纸张才能尽量多排文字，这样可以前后照顾，对于了解周氏作文的章法更易理解。”我最近自印了一本书，即是纸张泛黄、每页尽量多排文字的书，朋友们看了提出批评，说字号太小，每页排文太多太密。看到朱先生的论说，似乎找到了依据，特别认同。另一个比较认同的，是周作人文章的日常朴素的风格，我在阅读《鲁迅的故家》和《知堂回想录》时比较能够体会。但在《周作人集》中，却觉得他抄书太多，我不习惯。当然我不习惯不一定不好，我在看别人谈周氏文章时就经常看到有许多人反而觉得好，据此我就不再多说什么。

《知堂谈吃》的集子，朱先生举了几个出版社的不同版本。我几年前买过一本，书不在手边，记不得是哪个版本了，恐怕只是收入文章的多少不同吧。我印象深的，是谈北京的吃食和他家乡的吃食多一些。对于北京的吃食，有人说是贫民的食物，比如“驴打滚”，就是糯米团子滚芝麻，却没有江南的藕节里边塞糯米蒸熟了蘸糖好吃。还有什么茯苓饼，借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说的比唱的好听”，其实既不怎么好吃，其药用价值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是关注一下周氏对于吃的态度更有意义。他对于吃肉有一种反感，而倾向于吃素。这是我所认同的，虽然我是蒙古族后裔，但早已被汉化了，不喜欢喝牛奶和吃肉。

第二部分连续六篇文章的副题都是以“关于”开头的，是关于周著的有特别研究的文章。前四篇论说周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的几个集子，后两篇则论说解放后出的《知堂乙酉文编》和《知堂回想录》。我说过，知堂的书我看得少之又少，朱先生的介绍和论说又是那么条分缕析，有时候甚至像一个文字侦探。他搜寻了许多知堂的书，知堂书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似乎都叫他搜寻论述到了。在我看来，这不是一般的读书笔记，而是文思缜密的文论，不仅搜寻、爬梳周著的版本优劣，还论说周著的文章之美、语言之美，以及周著的师承和思想。他特别看重周著的《药味集》和《知堂乙酉文编》呈现出来的苦茶味，我却一头雾水。不是他没说清楚，而是我读的知堂的文章少，不能对上号，倒是勾起了我以后要多读一些知堂文集的欲望。所以，我只能就我读过的《知堂回想录》说上几句。

《知堂回想录》，正如朱先生所说，这里最为人关注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周作人与鲁迅关系的破裂，二是他出任伪职。关于与鲁迅关系的破裂，他在此书中抄录了自己1940年5月所写的一篇文章《辩解》。用朱先生的话说，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机智。怎么个机智法，有心的朋友不妨读读《知堂回想录》原文。再就是他出任伪职，知堂则有《从不说话到说话》一文，在文章中他说，不过这些在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我不想在这里写，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但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所以觉得不很合适。我想说的是，知堂除了不辩解，还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寿则多辱”。此言本是周作人翻译的兼好法师的话，他晚年在给鲍耀明的信中数次提到这句话，甚至还刻有一枚“寿则多辱”的闲章。这四个字，正好印证了知堂晚年凄惨的遭遇，恐怕也有着他自己内心的反省、挣扎。

朱先生还说到罗孚。罗孚著有《北京十年》。当初我购这本书的因由是，我儿子在北京安家后，邀我小住，我就想多了解一些北京，看此书名以为是介绍北京风物什么的，就买了来。一读方知是罗孚羁留北京十年的交际、见闻、掌故等，也正合我意。朱先生特别提到罗孚与知堂的交往和文章的师承。而罗孚羁留北京，也是有其特别的不便于说的因由。但他也不辩解，是否也是师承了知堂的不辩解？人弄政治，政治也弄人。

写黄裳和谷林的几篇我都很喜欢。黄裳的集子我大多都购存了，尤其喜欢他在书扉上题的文字。比如：“前跋所及同游诸人，只叶圣翁健在，年近九旬矣。纸墨之寿，永于金石，何况其余！信然……”谷林曾义务为《读书》杂志校读文章，每每发现错讹，不仅标出来，还据此写些小文章说道说道。这些小文章精致不俗，引起读书界和世人的关注。陆续有有心人为他编了几个集子出版，《情趣 · 知识 · 襟怀》《书边杂写》《书简三叠》《谷林书简》等，我都有购存。我尤其喜欢《书边杂写》《书简三叠》《谷林书简》。我是做新闻工作的，无论是早年当记者，还是后来做编辑，都向谷林先生学习、看齐。他在校订《郑孝胥日记》时的精益求精，以及其高深的校订水平和校订质量，堪称楷模。他的《情趣 · 知识 · 襟怀》《书边杂写》，我曾经想推荐给我们报社的同人每人一册，但却没有做到。

目前，我正在为一位年届九旬的老画家写传记。为写传记,我购买了许多名人传记来读，其中就有谷林先生的《答客问》，发现原来传记还可以这么写。开始是想比照谷林先生的《答客问》来写，后来改为由老画家用手机录音，然后传给我整理，写成一本口述传记，而非问答式的样子。传记已经快写好了，题目定为《生命的弦歌——×××的口述传记》，是读了《答客问》得到的启发。朱先生这本书中的《谷林的晚岁上娱》，我读了两三遍，心有戚戚焉。

我最早是以孙犁的书为上品的，至今铁杆如斯。孙犁去世后，我随即写了纪念文章，投给《人民日报》，想不到很快刊发了，所以凡是与孙犁有关的文章必定是我的最爱。朱先生比我尤甚，他说“此书所谈作家，皆系余之嗜者”，恐怕就是指此。朱先生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诗经《木瓜》一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中国人有“投桃报李”的成语，也是与此相关。湖南的钟叔河先生与我相交，我曾寄赠先生拙作一册，先生回赠我一册《儿童杂事诗笺释》，扉页便有先生的题词：“君寄赠大作，以此报之，即所谓木桃也，愧对琼瑶多矣。”我后来据此写了一篇文章《木桃与琼瑶》，表达了对钟先生的敬重。其实，念楼先生题跋中所表达的，乃是他对于周作人文章的感念之意。先生半生编撰知堂文集，用力甚多，有诸多开创之功，但依然有“愧对琼瑶”之叹。由此也想就自己这些年读书所受前辈的恩惠，进行一番梳理。我因此收罗旧作，编成一集，并也借钟先生之雅意，将之命名为《木桃集》。

读《木桃集》，我还生出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读书随笔也可看作是作者对所读之书的注释，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注释，而是掰开了、揉碎了，深挖之、咀嚼之，品出自己的味道。《木桃集》中所写，都是朱先生特别喜爱的作家著作。他有他的识见和独特感受。我们读他这本有关读书的书，不仅可以跟随他亲近这些作家作品，还可以在他的引领下抵达相当的深度，探得隐秘的灵枢，获得审美的愉悦。何乐而不为！

朱先生在微信中谓我为幸福的读书人。从结交读书界师友的角度，从承受师友的提携和帮助的角度说，此话不虚。读《木桃集》就是一种幸福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