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生活医学，又是实践医学，人类早期的生活经验是中医实践的基础。人类积极探索大自然运行变化规律，并按照其变化规律生产生活、繁衍生息。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中医药学才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医学理论体系，为护佑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燧人氏钻木取火以消阴翳”“巢穴氏巢树而居以避虫兽”，以及“夏多积薪、冬则炀之”“观其流泉、度其湿原”等养护生命、预防疾病的基本技能，这些记载见于《诗经·大雅·公刘》之中。

传统观点认为，中医药知识是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圣人传下来的。《通鉴外纪》就提出，“圣人出”才有“医方兴”和“医道立”。伏羲画八卦有了阴阳学说，神农尝百草有了《神农本草经》，黄帝问医药有了《黄帝内经》，这种观点把许多发明创造归功于一个或几个人，是古代英雄主义神化浪漫的现象。托名神农、黄帝著书立说，实则是对文字出现前期医学经验的全面总结。

从历史发展推算，在《黄帝内经》成书前，中医医疗经验的积累已有几千年。动物的自救本能，原始人类的防病技能，民间流传的生活谚语，老人记忆的单方验方，都属于中医医疗经验，文字出现前以口口相传积累，文字出现后记载传承。夏商周时代，医巫并存，但已有了大量零散的医疗文献，马王堆出土的医学帛书就是很好的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文化的发展推动医学进步，促使医疗经验上升到医学理论和医学体系。组织医学体系需要说理工具，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气学说，就成了中医理论最基本的核心，应该说《黄帝内经》成书标志着中医理论构架全面形成。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非一人一时之作，有研究证明，成书时间横跨500余年（战国至秦汉）。《素问》讲生理、病理、诊断、治则、预防、养生，《灵枢》讲经络针灸。《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理论体系最完整的医学经典，其理论体系像金字塔式框架，后世医家对不同版块充实完善，形成了不同门派、不同学说，但至今都没有冲破《内经》框架。

《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是中国医学史的第二次高峰。东汉张仲景著书《伤寒杂病论》建立了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后世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论》以六经辨证治疗外感病，《金匮要略》以脏腑辨证治疗杂病。有人说《黄帝内经》是养生书，《伤寒杂病论》是治病书，是对两部经典的确切评价。

关于两部经典的关系，后世有不同认识，更多解释是后者建立在前者之上。近几年这种认识逐渐被质疑。《汉书·艺文志》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明确了医经是以脏腑经络阴阳为主要理论，汉后加五行六气，形成时方，又称岐黄、哲医。经方，是以八纲为主要理论，至东汉形成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又称农尹、汤液、仲景医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本来有史为鉴的两大理论体系，却被误读而变得含糊不清，导致“中医只有医经一个理论体系”观点的产生。

无论后世如何认识两部医学经典的学术价值，却没有影响中医药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汉代以后的很多医学后起之秀著书立说。皇甫谧著书《针灸甲乙经》，葛洪著书《肘后救卒方》，巢元方著书《诸病源候论》，孙思邈著书《千金方》，钱乙著书《小儿药证直诀》，李东垣著书《脾胃论》，李时珍著书《本草纲目》，吴谦著书《医宗金鉴》，傅青主著书《傅青主女科》，叶天士著书《温热论》，王清任著书《医林改错》等，都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发挥了重大作用。

刘同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