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乐三，原名玉家，又名宝善，1918年6月4日出生于河南省南乐县宋谷金楼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懂事勤快，爱说爱笑，是个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宝贝蛋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一边上学，一边到中共地下组织举办的农民夜校参加抗日活动。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毅然离开新婚仅3日的妻子，步行百余公里到抗战前线，在中共直南特委主办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投身抗日救国斗争。次年冬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中共冀鲁豫区委任命宋乐三为濮东工委书记。

位于黄河以北、濮阳县东南的八公桥镇，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侵略军和伪军派重兵驻扎在八公桥，中共濮东工委和区政府也秘密设在这里。由于日伪军反复“扫荡”和汉奸特务的捣乱，濮东区的中共组织和抗日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异常严峻。

在这紧要关头，宋乐三来到了八公桥。面对险恶的抗日环境和区干部情绪日渐低落的状况，他一到任就召开了区干部会议，积极开展工作。他逐段逐句地向干部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结合濮东区的实际，分析坚持抗日斗争的有利因素和困难条件，提出有理有据的新观点。

会议结束后，宋乐三就带领干部到各个村庄，联络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恢复重建抗日组织，使全区的抗战斗争日益活跃起来。

过了春节，日伪军又在濮东一带接二连三地实行“强化治安”，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和抗日群众，使趋于好转的革命形势又急转直下，八公桥一带的抗日组织又遭受严重挫折。

宋乐三审时度势，及时转变斗争策略，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抗日斗争。为了在八公桥镇上建立地下联络站，他带头拿出每月津贴3元钱，区干部也纷纷拿出三毛五毛的积蓄，筹集了在镇上开一家丸子汤小店的经费。

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小店顺利开张。“哎！丸子汤，丸子汤，便宜又快当，喝上一碗喷喷儿香！”扮作店主的中共党员的叫卖声，引来了不少客人。方圆几十个村抗日组织的联络员从四面八方来到店里喝丸子汤，互通情报，传递信件，联络抗战力量，开展抗日活动。宋乐三制订了联络暗语，把一座日伪岗楼叫作高粱一斗，把几个鬼子叫作几个丸子，把100名日伪军叫作豆子百斤，把50支枪叫作50根高粱秆，并把烟卷、花生壳作为传递密件的用品，确保联络工作万无一失。他还要求各级抗日干部在工作中用化名，并规定了严密的接头方法，使濮东工委的各项工作在日伪军眼皮底下顺利开展起来。

农历三月初八，是八公桥镇集日，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生热闹。宋乐三从镇上查看回来，边走边想：何不趁着这个时候混进日伪军驻地侦察一番，以便寻找战机让区游击队打个漂亮仗！于是，他找到中共八公桥总支书记靳志海的儿子靳秋贤，对他说：“秋贤，请你找几个小伙伴儿，咱们一块儿到日本人的兵营里玩一回。听说那里有很多铜弹壳呢，拾回来卖钱能买好多吃的，你看好不好？”“好哇！好哇！”靳秋贤一听就高兴地跳起来拍巴掌，过一会儿又眨巴一下眼睛说，“不中，不中。小孩儿能去玩，你是大人，又是外地人，鬼子问你是不是八路，你咋办？”宋乐三说：“不要紧，我的个子低，和你一样高，穿的一样破，鬼子不会盘问的。万一鬼子问你，你就说是你小表叔，来赶集串亲戚，不就混过去了？中不中？要不，我就去找别人啦。”靳秋贤听他说得有理，就点头答应了。

不一会儿，靳秋贤找来5个小男孩，领着宋乐三这个“大男孩”欢蹦乱跳地到兵营玩去了。孩子们在宋乐三指挥下在日伪军兵营里东跑西窜捉迷藏，一会儿拾弹壳，一会儿捡罐头盒，一会儿钻进伙房里要吃的，一会儿爬到窗户上看稀罕，不到半晌工夫，就把日伪军情况搞了个明白，得胜而归。靳志海事后批评他：“短宋(同志们对宋乐三的称呼)啊短宋，你当书记的这么干太危险啦！咱全区靠你领导呀，万一被鬼子抓住咋办？”宋乐三笑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短宋不是那么好抓的，你放心吧！”

几日后，濮东区游击队按照宋乐三制订的作战方案，乘日伪军下乡“扫荡”之机，收拾了一个日伪军据点，打死6个日军，缴获8支三八大盖步枪。

1942年初冬的一天，北风凛冽。宋乐三穿着破旧棉衣，步行到濮阳县城西南30公里的大碾村。

走进了大碾村，在中共濮阳县三区区委安排下，宋乐三住进了农民张同瑞家里。吃过晚饭，他不顾一天奔波的疲劳，就忙着找来抗日干部谈话，征求群众对三区抗日工作的意见，与区委负责人研究新的工作方案。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他又伏在油灯下奋笔疾书，构画以大碾村为中心的三区抗日斗争的蓝图。

“汪汪汪！汪汪！……”一阵急促的狗叫声打破了大碾村的静寂。宋乐三猛然一惊：有情况！危急之中，他把刚刚写好的文稿放在油灯上点燃，又把公文包里的机密文件、中共干部名单付之一炬。正待他吹灭油灯将要出门之时，一帮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像疯狗一样扑进了他住的房间。

宋乐三被五花大绑地拴在大碾村路北一棵大槐树上示众，日本宪兵把全村老百姓赶到树旁，恐吓群众，妄图从群众口中弄清宋乐三的真实身份。面对鬼子的刺刀和伪警察的叫骂，村里的群众没有一个人说话。

次日凌晨，宋乐三被带到沙固堆日本宪兵队驻地。宪兵队长喝令5个汉奸特务轮番拷打宋乐三，皮鞭、荆条往他的身上猛抽，他那只穿单衣的身上鲜血直流，白色的衣服顿时染成了红色。“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的干活？”日军宪兵队长再次喝问。

宋乐三回答：“俺叫康富有，是个伙夫！”

“胡说！不说实话就打死你！”一个伪警察头子狂叫道，“你们的司法科长已经向皇军报告了，不然，咋会抓住你？！快说吧，谁是共产党？都是哪个村的？统统说出来，给你留一条活路！”

宋乐三一言不发。又是一阵严刑拷打，他昏了过去。几盆凉水浇到他的身上，他刚醒来，伪警察头目就拿着一支手枪吼道：“你认识这支手枪吗？我们从你住的屋里搜出来的，不是你的是谁的？不说实话死路一条！”

日军宪兵队长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把宋乐三押送到濮阳县城，关进了监狱。在铁窗里，宋乐三遭到无休无止的刑讯。当伪警察局长以搜出手枪为据，逼问宋乐三当伙夫带手枪干啥的时候，他响亮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当伙夫拿枪是打日本鬼子的，比汉奸卖国贼的名声好得多！”

1943年1月19日中午，宋乐三等43名中共党员和抗日战士被关在木囚笼里，被押赴濮阳城南刑场。刑场是一片开阔地，100多名日伪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支站成一排。宋乐三等戴着手铐脚镣从囚笼里走出来，被驱赶到城墙根处。

“同志们！我们不能等死，赶快跑啊！”宋乐三突如其来的呼喊声，犹如平地一声炸雷，轰地震撼了刑场。难友们猛然惊觉，立刻向刑场外分散跑去。刑场顿时大乱，刽子手们不知所措，慌忙围堵追赶。

宋乐三和难友们戴着沉重的镣铐，拖着虚弱的身体，一面互相搀扶着，一面与围堵的刽子手展开搏斗，刑场变成了战场。

日伪军将刑场外侧包围了起来，逐渐缩小了包围圈，宋乐三和难友们重新被押回城墙脚下。

牺牲前，宋乐三举起双手，奋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8年4月，濮阳县人民政府追认宋乐三为革命烈士，在他被捕的大碾村一带成立了乐三区，并召开了万名群众参加的命名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