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向光，原名史承颐，1917年1月25日出生于濮阳县王称堌乡常庄村一个地主家庭。他8岁在本村小学读书，1929年9月入濮阳高级小学，1931年9月入县立初级中学读书，1936年9月入保定育德中学高中部读书。他聪明好学，各门功课每次都考第一，老师给他起号老第一。他品德优良，乐于助人，将得到的奖品本子和笔送给贫穷的同学。到初中时，史向光知识面渐开，看到民族危机日重。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日益沉重的民族危机，只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不惜出卖良心，制造流血事件。目睹那些投机钻营、靠裙带关系升官发财的黑暗丑恶现象，更加激起了他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但又觉得无能为力，便在自己心里种下“政界太脏，军界不干，商人太猾，将来当个教员倒可清静无为”的念头。同时，他看到不少人毕业即失业，只有那些善于钻营，上头有靠山的人才能找到工作。因此，他很憎恨这种黑暗社会现象。

“七七事变”的炮声，拉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序幕。史向光从保定学校返回家乡后，对爱人巩淑清说：“一个爱国志士，在家里当亡国奴，这样是有罪的，我要出去抗日救国，要打日本鬼子。我走后，你要把孩子带好，将来有条件了，你也去抗战。”

1938年夏，史向光踏上了革命之路，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秋，他赴濮阳城内参加冀鲁豫救国总会举办的地方党政干部训练班，学习了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等革命理论。10月，由该训练班政治工作人员许敬贤、唐顼两人介绍，史向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史向光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因表现好，留在培训班总会宣传部当干事。12月，史向光被派到文留集一带进行党的活动。在那里，他开办了党政干部抗日训练班，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内容、精神，教育训练党员干部，为党培训了一批抗日骨干，从中发展了一些中共党员，为巩固党在农村的阵地奠定了一定基础。

1939年1月，他被任命为冀鲁豫救国总会濮阳六区区委书记兼队长，5月任濮东工委民运部长。为了革命工作，他毅然与家庭划清界线，为抗日而奔走。10月，史向光和县委书记张华、组织部部长宋乐三等人，以抗战前的老党员为中心，从濮（阳）滑（县）边区开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很快遍及全县。

1940年10月，史向光任安（阳）内（黄）汤（阴）敌占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他时刻不忘教育培养干部，关心干部的成长。11月的一天，他不顾危险，到沙区召集赵培林、李涤甫等一部分同志开党的小组会。他说，共产党员不管在啥样的形势下，都要起模范作用，特别是在现在的形势下，更应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党员不准发生“横”的联系，以免党组织遭到破坏。

1941年2月，冀鲁豫二地委决定开辟昆吾县工作，任命史向光为县长。当时，敌军大兵压境，三里一岗，五里一堡，“钉子”林立。在那样的形势下，他当官不像官，常是单身独己，每天背上个破钱褡子，里边装着他生活、办公、战斗的全部家当，好像是个店铺先生，步行打入敌人的腹地，“选苗”、“定点”地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此过程中，他有时给老百姓打水扫院子，有时帮大掌鞭筛草喂牲口，有时蹲在饭场里跟贫苦百姓一样啃窝窝头，有时坐在土炕上与老农谈心交友。因他常在牛屋里落脚，跟大掌鞭关系很紧密，人们都称他为二伙计。为组织起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抗日救国的人民大众，他跑遍全县大小村庄，播种抗日火种。人们热情地称他钱褡子县长。

史向光在对敌的隐蔽斗争中，吃尽了苦头。有时藏在地窖里，有时钻在床底下，有时扎进柴堆里，有时趴在地沟里，真可谓“天当被，地当床”。有一次，史向光正在房东的床底下睡觉，突然敌人来搜捕。他猛然醒来，用双手把住床帮，双脚蹬住床撑。敌人拿枪在床下戳来戳去，把房东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他。还有一次，史向光病了，发着高烧，浑身长满疥疮，连路也走不动了，这时敌人来抓他，敌人已经进村了，为了不牵连群众，他让把自己放在白薯窖里，上面堆上草。老百姓说：“这样会把你闷死的。”他却说：“闷死也不能让敌人抓住。”1943年2月，史向光接任濮阳县委书记，中共濮阳县委在他的主持下，重视发展革命武装，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使各项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

1946年8月，蒋介石新编第五军入侵濮阳根据地，大敌当前，县委研究决定：濮阳县分两套人马，县委书记史向光负责后方工作，主要抓战勤支前，组织部部长夏树屏负责前方工作，主要抓武装斗争。为了便于战斗，史向光忍痛把自己几个月大的女儿送给当地的群众，而收养人姓啥叫啥都不知道，每当想起他们的女儿，就会流下眼泪。后来形势好转了，几经周折，他总算找回了自己的女儿。

1947年9月，史向光调离濮阳，到四地委任宣传部部长。土改、参军两大运动正顺利开展。为了让地委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他深入调查，写了不少文章。10月1日，《豫北人民报》登载了史向光写的《比穷、比苦、比家当、划清阶级阶层》的文章。文章对土改运动中划分阶级阶层存在的问题和如何划清这些界限进行了分析论述，对在土改中正确执行党的土改政策起到了积极指导作用。该报又于同年11月25日刊登了他写的《参军运动的几个问题》，对参军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58年10月，史向光调北京市工作，历任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市委副书记赵凡到北京市的牛堡屯搞试点，跟他一起下去的同志都说他深入群众，“真是做农村工作的一把好手。”他经常走村串巷走访农民，通过调查，得出结论，“要想吃饱饭，还是要实行土地承包”，他及时向组织上反映了群众的正确意见。文革中，他因此受到冲击，说他是想搞单干。“四清”期间划阶级成分，他坚持实事求是，该划则划，不该划则不划。文革后期，他负责清查工作，其中有一个叫李中贵（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的，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经反复核查，为该同志平了反。李中贵很受感动，经常对人们说，向光同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不违背事实，不说假话，不随风跑，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求实精神。

在工作上、生活上，史向光一直是廉洁的典范。他不但自己不搞特殊，也不准自己的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搞特殊。他教育子女：“政治上要向上看，生活上要向下看，要始终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1958年7月，他的大儿子要离开北京到吉林支边，临行前他与儿子谈了一次话，他说，“无论到哪儿都是为党工作，不要想着回家，在家靠父母，在外靠组织，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搞特殊，要好好学本领，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1965年，他的大女儿和二儿子同时参军，临行前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同时入伍，到部队后，看谁学习得好，看谁立功受奖多，看谁喜报多。”大儿子1959年入党时，他写信祝贺，并提出更高的要求。他的大儿子本来有条件留在北京市工作，妻子也有这个意思，他却说：“北京是人民的首都，都在北京，人多了不增加人民的负担？都留这儿干啥！”于是，就打发子女到外地工作去了。孩子每次探亲回家，他不管工作多么忙，都坚持做两件事：第一叫孩子汇报情况；第二临行前嘱咐，要求他们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并鼓励他们安心在外地工作。1976年，大儿子出差到京，正要返回之际，史向光突然心脏病复发，医院的领导、医生和病友都不让大儿子走，可他坚持说：“你来北京是工作的，你明天必须回单位去，你不回去工作就要受到影响。”最后他儿子只得答应了他的要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按照党的政策，史向光的儿女本应留在身边。史向光毅然决然地说：“年轻人应该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锻炼，不能留在北京。”就将其儿女送到了生活条件很艰苦的吉林白城子去了。他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不争待遇，不计较个人得失。组织部调级别时，大家都要给他长一级工资，但他说：“我的生活比大家好，还是给其他同志吧。”就这样把名额让给了别人。直到他病逝，他的级别未调动过一级。

他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史向光经常找农工部负责信访工作的王继尧同志，看有没有群众给他的来信，并安排工作人员，一旦发现群众来信，都必须转他阅批。他下乡到群众中工作，一般不带随行人员、秘书。他说一个人到群众中去能听到他们的真实意见。他第二次到牛堡屯调查，群众不管有什么事都敢向他讲，向他反映工作的真实情况，他成了群众的贴心人。

他坚持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说，史向光这个人，第一是革命工作，第二还是革命工作。他工作起来没有节假日。在牛堡屯搞试点期间，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有一次市委副书记赵凡想让他休息几天，打电话“骗”他说到京有事相商。他回来一看是让他休息，第二天又返回乡下去了。

史向光病重期间，仍认真阅读文件，收听广播，刻苦学习，还孜孜不倦地几次撰写和修改濮阳县革命回忆录，为把革命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代，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