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台臣，原名丕阁，1884年生，濮阳县新习乡鹿斗村人。幼入私塾，聪颖嗜学。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考中秀才。时值康梁变法，兴办新学。1905年，他被保送到直隶省立保定优等师范。毕业后，先后从教于大名第十一中学、保定高等师范附中、天津同文书院。因他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执教有方，一时誉满冀州。1921年，他当选为直隶省参议院议员。

由于感觉冀南教育落后，深恐人才泯灭，谢台臣多次向议会倡议，在冀南办一所学校，以携后学。不久，直隶省府批准在大名新建省立第七师范，并委任谢台臣为校长。

任职后，谢台臣选聘品学兼优的晁哲甫、王振华分别任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先后邀请富有学识、思想进步的学者来校任教，并逐步把一些反动、守旧的人员解聘，纯洁了教师队伍。

1924年的直奉战争，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触动了谢台臣的灵魂。他深深地认识到，要进行一项社会变革，单靠讲科学走教育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开始支持并领导师生开展抵制日货游行示威等社会活动，又发动募捐，支援上海、北京工人的爱国行动。

1927年春，有人要他加入国民党，他以“我看彻底革命的还是共产党”为由回绝。于是，由赵纪彬介绍，谢台臣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他注重党的建设。从1927年到1930年，在师生中发展党员100余人，占全校人数的一半，并努力培植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等，使七师成为一个革命的营垒。

1927年5月，北伐军节节胜利。他受到极大鼓舞，积极动员师生协同红枪会投入反对直鲁军阀占领大名城的斗争。同年7月，“宁汉合流”，北伐夭折，革命处于低潮。他于8月自新乡乔装入汴，与中共河南省委张和尚、周一粟取得联系，领会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得知党的斗争重点已由城市转向农村，并准备进行秋收起义。于是，他速返大名，组织师生响应，巧妙地利用开门办学的合法性，将党员输送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大名的儒家寨、濮阳的井店(今属内黄)等革命根据地就是这一时期建立的。

1929年，在濮阳邢固(今属内黄)事件中，赵纪彬等人不幸被捕。谢台臣闻讯后，赶往狱中探视，乘狱卒离开之机，悄悄对他们说：“你们要站稳立场，我们在外边一定设法营救你们。”为此，他多次奔波，疏通关节，并拿出400块大洋交给党组织做营救费。他每月交30块大洋的党费，平时，只要党的经费困难，无不慷慨解囊，而他自己却粗粮布衣，家里也罕见他的接济。

1929年下半年，河北省委派到直南的巡视员、特派员，推行“立三路线”，强行要直南特委举行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过火行动。谢台臣根据党的六大精神，结合具体情况提出：“以学校为掩护，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不应冒险”的正确建议。自以为“一张传单就等于一颗重型炸弹”“只要枪一响，成千上万的群众就来了”的巡视员、特派员们不仅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诬他为右倾机会主义。一连串的散发传单、飞行集会、武装暴动的举动遭到失败，招来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与逮捕，谢台臣心如刀绞。1929年底，他趁毕业生赴外地参观见习之机，带领学生到北京、天津进行考察。

极左路线的推行者，不仅不吸取惨败的教训，反说七师主要领导是阻碍暴动的右倾势力代表。1930年春，他们武断地开除了谢台臣等人的党籍，正在北京考察的谢台臣闻迅后，愤然辞职，国民党当局旋派张达夫上任。

1931年春，七师师生进行的“驱张挽谢”斗争取得胜利，谢返校复职。这时，谢台臣虽失去了党的关系，但对党仍然一片赤诚，尽快地恢复了过去的革命传统，使各项教学活动开展起来，继续坚持“待机而动，不应冒险”的立场。几经失败的特派员，坚持极左路线，仍然诬他右倾。尽管如此，他对党一如既往，忠贞不渝，反动派要拘捕党员师生，他深入虎穴，据理力争，以身担保。读书会受极左思想影响，要赶走他。他委托晁哲甫、王振华去耐心解释，毫无挟嫌之意。

外受国民党反动派攻击漫骂，内遭指责、诬陷的谢台臣，为了党的事业，忍辱负重，耕耘着七师这块红色土地，终于身心憔悴，积郁成疾，1936年农历二月初四，含愤辞世，终年52岁。

1937年7月，由当时七师校长王振华发起，为这位无产阶级教育家树碑。抗战时期，又在大名建立台臣中学。

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宋任穷等领导人在瞻仰纪念碑时，赞誉谢台臣为革命教育家。1979年3月，中央组织部通知大名、濮阳两地为谢台臣平反。1983年9月25日，大名七师召开六十年校庆，王从吾、刘大风、裴志耕、成润、白映秋、刘镜西、陈源等有的亲往参加，有的发表文章，缅怀我党革命教育家和无产阶级忠诚战士谢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