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1月20日第八版)
(八十五)如何理解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这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内容。党中央高度重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工作,多次作出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环保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2020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部署推进相关工作。经过努力,我国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设计日益完善,制度体系构架初步形成;信息披露系统平台基本建成,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完成省市两级披露系统建设,8万余家企事业单位通过系统平台依法披露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协同管理机制持续优化,行业自律逐步加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监督机制不断完善,监督效能持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内生动力得到激发,有力支撑了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以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制度实施。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短板。一是改革任务推进还不够均衡,督促检查机制仍不健全,有效监督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情况的能力还不足。二是环境信息依法临时披露的规范性亟待提高,按要求临时披露处罚信息的比例较低。三是披露信息应用不够丰富,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与环保信用评价、绿色金融等制度衔接有待加强。
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需要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政策激励与监督约束并重,着力打通改革的难点堵点,进一步健全企业自律、管理有效、监督严格、支撑有力、应用广泛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新活力。
第一,推动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扩面提质。进一步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监督能力。健全重大环境信息披露请示报告制度,制定完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规章制度,完善技术规范标准体系,研究制定重点行业信息披露格式准则,支持建立行业自律体系。扩大披露主体覆盖范围,鼓励依法披露名单外的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引导企业自愿披露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第二,完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协同管理制度。推动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公司债券发行人严格按规定依法披露环境信息,健全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规则,引导评级机构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纳入发债企业信用评级与跟踪评级指标。在绿色制造评价体系中强化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有关要求,推动将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要求纳入相关行业规范。加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与排污许可管理、环保信用评价等制度的相互衔接、协同发力。
第三,提升环境信息依法披露质量。依法实施监督管理,重点关注企业临时报告披露情况,及时受理社会公众举报,依法处理企业违规违法行为。强化数据共享,优化完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与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环境处罚、固废管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平台等生态环境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机制。开展技术帮扶,发布典型案例,帮助企业提升依法披露环境信息的能力。督促企业按照规定时限,及时披露临时报告,提升临时披露信息质量。推动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企业,按要求临时披露处罚信息,增强以案示警效果。
第四,丰富依法披露环境信息应用渠道。健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与同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相关平台数据共享机制,推动披露信息在公司治理、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绿色消费等领域创新应用,形成更大合力,增强实际效果。同时,要加强部门协作,建立定期会商、信息共享、效果评估的有效机制,强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相关国际规则制定。
(八十六)为什么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和服务贡献,可分为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产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指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由政府和市场通过合理的路径和方式,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制度形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是从制度上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原则。良好的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使社会各界更好地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培育绿色低碳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二是有利于推动生态保护修复成本内部化,使生态产品价值在市场上得到体现,让生态环境保护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三是有利于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与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差异化发展,使之在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同时,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的调查监测机制、价值评价机制、经营开发机制、保护补偿机制、价值实现保障机制、价值实现推进机制6个方面,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作出顶层设计。有关部门会同地方开展不同形式的试点,围绕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交易、生态保护补偿、生态产业开发、碳汇交易等深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形成一批可供借鉴的实践模式。但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有效破除,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要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系统谋划、稳步推进,支持创新、鼓励探索的原则,在明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开展生态产品信息普查的基础上,着力破除制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瓶颈问题,加快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体系。一是围绕破解“难度量”问题,深化生态产品理论内涵研究,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不同路径,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制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形成生态产品价值衡量标准,为生态产品经营开发、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政府考核等提供依据。二是围绕破解“难抵押”问题,加强绿色金融政策支持和制度创新,引导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鼓励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主体提供融资担保,探索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路径和模式等。三是围绕破解“难交易”问题,构建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体系,推进生态产品供需对接,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增值,推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在市场交易中显化和实现绿水青山价值。四是围绕破解“难变现”问题,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谁破坏谁赔偿”原则,健全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纳入地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等考核评价工作。
(八十七)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需要把握哪些重点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这是基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路径和重要任务。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绿色低碳发展,以美丽中国建设为统领,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聚焦区域重大战略打造绿色发展高地,谋划实施一系列政策举措,综合效应持续显现,特别是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作用明显增强,环境经济政策激励效应明显加大。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生态环保结构性压力依然较大,特别是碳强度下降形势严峻;环境要素市场机制不够完善,优化配置作用有待加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还不足,依靠经营主体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出来。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处理好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科学把握和扎实推进以下重点工作。
第一,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完善绿色税制。加快完善绿色金融制度标准,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探索形成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环保监管体系。推广应用绿色供应链管理技术、标准和认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和倡议发起,谋划完善气候投融资长期发展战略,准确界定气候投融资相关范围边界,加强政策衔接协同,推动国内国际标准的协同和互认。
第二,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树立“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理念,推行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强能源、水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推动粮食全产业链节约减损取得实效,健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水平。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立完善投放和回收基础设施,提升回收行业专业化信息化水平,实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规范管理。加快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培育壮大绿色环保产业。
第三,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持续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科学有序发展氢能等新能源,全力保障能源安全。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立以清洁能源为主、多能互补、产销协同的分布式能源体系,引导全社会共同承担新能源供给和消纳责任,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第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完善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统计与核算,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和碳足迹、碳标签认证制度。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推动开展配额有偿分配,加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与绿电绿证相关工作衔接,建立自愿碳市场数据质量监管机制。
(八十八)如何理解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这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的重要任务,对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推动建立完善相关机制,加大工作力度,已经取得积极成效。一是政策体系加快完善。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就大力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作出部署。生态环境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重点领域、区域格局和保障措施。截至2023年底,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印发实施省级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39个市(区)开展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二是观测预测预警体系优化升级。初步建立地空天协同的以大气圈为主的地球系统多圈层立体观测网络,健全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加快形成区域救援实战能力。三是重点领域协同适应体系持续强化。开展生态质量监测和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强化海洋灾害观测预警与评估,加强气候敏感疾病监测预警和防控,全面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积极应对、协同适应的工作格局。四是区域适应气候变化体系初步搭建。建立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适应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在黄河流域开展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建设工程与土地综合整治工程。五是国际伙伴关系更加紧密。我国在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领导力和影响力明显提升。
国内外专家预计,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全球变暖的趋势仍将持续。应对气候变化任务重、挑战大,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加强的地方。一是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的分析评估仍然不足,对气候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有待提升。二是适应气候变化政策行动体系仍需完善,敏感脆弱领域和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亟待增强。三是适应气候变化基础支撑不足,保障能力建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需要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着力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第一,加大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统筹力度。按照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的原则,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健全全国碳市场并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加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推进气候系统观测网络和预估系统建设,强化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分析,持续深化低碳城市、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风险。
第二,抓好重点领域区域适应气候变化任务落实。完善适应气候变化政策行动体系,推动敏感脆弱领域加快制定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明确关键任务措施。加强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黄河流域等重大战略区域和青藏高原、沿海地区等重点区域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开展省级适应气候变化行动进展追踪和成效评估。完善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建立试点协调和专家帮扶机制,加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经验交流合作。
第三,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基础支撑,强化适应气候变化基础研究,组织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基地、示范工程和示范技术遴选,推动关键技术研发、应用和推广,加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团队和人才队伍建设。健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标准体系,完善财政、金融、科技支撑保障机制和配套政策,推进知识、政策、信息共享。深化气候领域双多边合作机制,扩大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交流。持续深入开展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自觉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良好氛围。
(八十九)为什么要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这是党中央对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的战略部署。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现在,我国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由大向强、将强未强之际往往是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持续高企。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这就要求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高国家安全能力。一是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国家安全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国家安全工作整体性、全域性、系统性、联动性特点突出。二是体系对抗是当前国家安全斗争的基本特点,只有从顶层设计上统筹资源打好总体战、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实力的系统整合,才能赢得斗争主动。三是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同步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因此,要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形成体系性合力和战斗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是形成并发展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在新时代国家安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为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实践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升到新高度。二是改革完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主席,建立起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出台《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规定》等党内法规文件,确保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国家安全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三是建立健全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不断完善。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仍有短板,必须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以国家安全法为统领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有计划有步骤推进重点领域涉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纂,严格国家安全执法,保障国家安全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完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强顶层设计,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不断完善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各领域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将国家安全战略切实贯彻落实到国家安全的各领域全过程。完善国家安全政策体系,要不断完善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加大政策贯彻执行力度,确保各项政策部署落地见效,更好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完善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要推动风险监测、研判、预警、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推动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由事后反应、被动应对向事前预警、快速反应转变。
(九十)怎样理解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大势,主动应对复杂风险挑战、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的重大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对提高公共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科学部署,对应急管理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应对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突发事件,有效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安全风险,创造了许多抢险救灾、应急管理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改变灾难推动型的治理方式,主动谋划防控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部署解决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防灾减灾短板的战略性举措,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我国应急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改革,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持续加强。组建应急管理部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立起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基本形成协同高效的应急管理工作格局,应急管理效能实现质的提升。2018年至2022年,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比前5年分别下降80.8%、51.4%,自然灾害死亡失踪人数比前5年下降54.3%。有力应对新冠疫情,社会治安持续向好,群体性事件大幅度下降,恐怖事件明显减少,我国已成为命案发生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仍很严峻。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自然灾害的极端性也明显增强,强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时刻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代城市高层建筑、高架道路、地铁、地下管网、化工厂等危险源众多,防大震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带来的事故隐患多与本质安全水平低叠加、历史风险累积和新业态新风险叠加的问题也很突出,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安全生产比任何国家都要艰难复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等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频发多发。特别是各种风险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加强,随着媒体形态、社会舆论场的巨大变革,公共安全风险传导性更强,任何小事处理不好,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同时,现阶段我国应急管理事业改革仍处于不断深化过程中,一方面,公共安全无处不在,应急管理涉及方方面面、涉及各行业各领域;另一方面,依然存在应急管理部门统筹协调力度偏弱、综合性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不完善、统一应急指挥调度机制仍需健全、基层应急能力和社会共治体系短板明显等绕不开、躲不过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
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要坚持党中央对应急管理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建强各级应急指挥体系,不断打破条块分割、部门独立、地方割裂的传统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发挥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优势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强化综合管理、综合应对、综合救援、综合保障、综合服务,加强全方位全要素协同联动,统筹各方力量和资源,提高突发事件防范应对合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均据新华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