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吃过早饭，二女儿玉霞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起收麦子的事儿：“记得小时候，收个麦子能累死人。”玉霞的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三十八年前。

当时，家里有八口人。老母亲年逾八旬，生活尚能自理，已属万幸。爱人身体瘦弱，大女儿在安阳上学，老三、老四、老五均不满十岁，年仅十三岁的二女儿玉霞在麦收时节便成了主要劳力之一。

天不亮，她就拉着架子车和我们一块下地。趁凉快，三人都弯下腰割麦子。到下晌时，装一车麦子拉到场里卸下、摊开。早饭后到地里接着割麦、拉麦。尤其是下午割麦，“渴”伴随着全程。六月的阳光特别毒，就像在下火，脊背火辣辣地疼。疲倦、炎热、刺挠交织在一起。再就是“累”。这种累已使人没有了思想，也缺少了疼痛感，对于手上的血泡早已失去了知觉，望着前面的地头似乎永无尽头。嘴里含着咸咸的汗水，眼里也是，眼睛被蜇得疼痛难忍，犹如谁给撒了辣椒面儿。即便如此，自己还是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会儿，自己多割点，孩子和爱人就能少割点。后半晌主要是垛麦子。一为明天拉麦腾场，二为防雨。天气好还能放松一下心情，老天爷一变脸，就忙坏了一家老小。一杈又一杈直接上垛，玉霞在麦垛上踩垛。哪儿的薄了，抱一莆子麦填上，杈举得低了，就把麦莆子拽上去。即使不下雨，等把麦子垛好，人的全身上下，也早被汗水溻透了。

麦收时节，即使大人都得累得脱层皮，何况只有十三岁的女儿！装麦，她架着车坐在地上，车辕放在肩上，两手搂着车辕，头一歪就睡着了。用打麦机打麦，轻巧一点的活是扒麦秸。玉霞就承包了这项工作。等发动机突突突地冒出黑烟、轰隆隆地带动脱粒机一侧的大履带运转起来，所有人就如同事先安排好的那样各就各位。有递麦捆的，有在进麦口往机器里推麦捆的，有接麦粒的，玉霞用筢子往外扒麦秸。这个活脏，尘土飞扬，麦屑、麦糠、麦秆漫天飞舞，空气中能见度明显降低，弄得玉霞灰头土脸。

一天中午，天气阴沉，连歇息带吃饭，很快就忙着开工了，可是却找不着玉霞。我转到麦秸堆后一瞅，玉霞在麦堆上睡得正香，两只小手磨出了五个血泡。嘴唇裂的口子浸着血，虽然戴着草帽，但她脸上仍是一层土一层糠的，简直像个土人。我心里滴血，眼圈湿了。堂弟法中走过来说：“咱农村的孩子不都是这样，谁不吃苦受罪？”

苦难是最好的大学。的确如此。经过那几年的锻炼，玉霞无论在校办工厂当工人，还是在学校从事后勤工作，再苦再累的活都能干下来。虽然现在年过五十，依然不怕吃苦，不怕出力。

接完女儿电话，我到村外北地一看，一望无际的田野只有两台收割机在奔忙，只有两个在帐篷下眯着眼、摇着扇子卖瓜的人，再也看不到从前的繁忙景象。没有成群结队拾麦的孩子，没有一个个挥汗如雨弯腰割麦的青年，没有戴着草帽搂麦的妇女，也没有骑着自行车沿麦田叫卖冰棍的少年。这还是麦收吗？现在的农民如此悠闲地过麦，我过去连想都不敢想。

刚回到家，外孙丁午和孙子颂工就推着自行车来了。原来高考占用了他们的教室，放假了，父母逼着他俩来看我们。他俩一进门就喊热，吃完瓜，坐在电扇下，还喊热得受不了。后来他俩一头扎进空调房里，再也喊不出来了。

丁午十五岁，颂工十四岁。俩孩子空手骑车二十里路，就觉得吃苦受累了。殊不知三十年前，和他们同龄的男孩吃的苦受的罪是啥样的。三十年前，收完麦子后要缴公粮。往年都是缴到五星乡粮所，那一年却要缴到濮阳县城关镇西粮所。桂绅侄儿提出，要带弟弟们锻炼一下。当年，桂绅二十四岁，办事稳重老练，深得长辈器重。我和叔伯兄弟一商量，就同意了。桂绅说：“白天热，路上人多，到粮所还得排队，不如趁晚上凉快去。”大儿子诗乾当年不到十六岁，和一群孩子一听，欢呼雀跃，以为是啥好事哩。桂绅只是抿着嘴笑。一共六辆架子车，六个小男子汉一人一辆，每辆车装一千斤小麦。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出发，桂绅随行。我们把孩子送到公路上就回家了。

第二天快晌午了还没回来，爱人埋怨我懒，怕孩子吃不消，催促我去迎一迎。我和法中弟迎到西葛邱，见桂绅带着一群孩子回来了，一个个疲惫不堪。原来，昨晚这群孩子一开始拉车还很带劲，拉到八里庄就闹着歇息，喊着走不动。桂绅怕一歇就更走不动了，就催着大家赶路。在桂绅的督促鼓励下，几个人在小南门歇了一小会儿，吃了点馒头，喝了点水，硬撑到城关镇西粮所，倒在麦布袋上就睡着了。

由于是半夜去的，排号往前，所以七点粮所一上班就轮到他们了，每个孩子又得把麦子背到粮仓。交完公粮就八点多了。作为家族这一辈的老大，桂绅走到小南门，自己出资让这群弟弟吃了濮阳有名的羊肉包子。大家说他头天晚上许诺的，必须兑现。

回到家，诗乾把架子车往院里一丢，到西屋倒头就睡。爱人悄悄给他脱下鞋子，把他脚上磨的水泡挑了，他竟然毫不知觉。

这次交公粮，对这群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来说，就是一次成年礼。每人拉一千斤麦子走二十八里地，比现在的成年仪式不知强多少倍。一夜之间，他们仿佛长大了，诗乾学习比以前用功了不少。

而现在，丁午、颂工空手骑车就感到累。我真为他们担忧。生活条件好了，科技进步了，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可不能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