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在当地算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有一千多口人。村里人尊师重教，有兴办学堂的传统。抗战时期，因处于老解放区腹地，建有小学，周围三乡五里的不少孩子来我们村上学。到我上学时，村里有两座学屋，一座在村西北角，是一年级班，另一座是二三年级合班，在村东头。教师都是本村的人。

教一年级的老师姓马，瘦高个头，当年响应号召，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脚板受了枪伤，落下走路一瘸一拐的毛病。他小时念过私塾，有点文化底子，复员回村后，承担起教小学一年级的任务。这位老师性格内向，平日里不苟言笑，又或许受当兵经历的影响，对学生要求严厉，让初入学堂的孩子望而生畏。跟他学了一个多月，我和同一胡同的玩伴不愿受其约束，就不再去学了。那个年代，大人对孩子上学没有过多的想法，因而对孩子上学情况并不怎么过问，对迟到早退甚至旷课也很少追究。

跟马老师上学时间短，对他的教学没有过多感受，只知道他深得村人敬重。后来大了，方才明白，这种敬重，不仅在于他上过战场负过伤，也不仅在于他管教学生严，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人严谨忠厚。爱读《易经》的他对阴阳八卦有一些研究，村里谁家娶媳妇嫁闺女，都要找他选个良辰吉日，谁有什么不好排解的烦心事，也会请他指点一番。残疾的马老师脸冷心热，总是有求必应，更难得的是，口风严实。不论谁去找他，说些什么，他从不往外说半个字，由此深得乡邻的信赖。

教二三年级的赵老师与我是邻居，国字脸盘，浓眉大眼，肤色白净，一米八多的身高，不胖不瘦，走起路来两手前后大幅摆动，给人一种带着风的感觉。赵老师上过师专，毕业后从教，成为让人羡慕的公家人。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动员公职人员返乡。据赵老师说，当时每个单位都分有一定人数，他看领导作难，便主动报名回家。领导心里其实并没打他主意，但见他主动要求，除了惋惜，也不好多说什么。返乡的他，被村里用其所长，承担起了教学的任务。赵老师见我和玩伴两个人不去上学，整天在胡同与大街上疯玩，怕耽误学业，同大人商量后，让我们去他学校当了旁听生。上课时，他给二三年级先后讲课，等下课了再教我俩，从没说过忙累，更未要过什么报酬。

赵老师文化底子厚，写得一手好字，村人找他帮忙写信什么的，他从不推辞。快过年的时候，他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那时，人们手头紧，过年贴的对联，都是只买张红纸，然后请赵老师在上面写字。记得春节前几天，赵老师家堂屋门口的小桌上，堆满了村人送来的大红纸。赵老师也不厌烦，又是裁纸，又是编词，又是书写。等到过年，大多人家的门上都张贴着赵老师写的对联，似乎成了他的书法展览。

我们上三年级时，赵老师被选调到新成立的片区中心学校，担任初中教师。在外面教学的本村人吴老师，这时回来接替他教我们。吴老师为人耿直，爱憎分明，对教学十分投入，视校如家，每天早去晚归。一次，快上课时，有位男生与一女孩斗气。女孩家庭成分高，不记得是地主还是富农了。男生就唱起那时常唱的一首歌：“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伸。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逼债活像那——”女孩听了，知道这是变相骂她，不由大哭。待吴老师走进教室，她仍擦鼻子抹泪。吴老师问清因由，气冲冲走到男生桌前，抡起巴掌就打。农村学校条件差，书桌是用土堆砌的台子，不像木桌底下有空间可躲。酷暑时节也没暑假，男生大多是光着上身。吴老师这一掌下去也着实结实，只听啪的一声，男生立马张开大嘴，随即咬牙挤眉，忍住没哭出声来，但泪珠子却扑簌簌落下。等一堂课结束，男生背上仍留着五个手指印。自此，再调皮的学生也不敢在吴老师面前逞能了。

还有一位姓马的老师，一直在外村教学。对他印象深刻，起始于他的打猎。每当冬春教学空闲时节，中等身材有些偏瘦的他，便头戴单帽，肩扛一支与他黝黑脸庞差不多颜色的土枪，斜挎一个不大的背包，奔向田野。远远望去，扛枪挎包的他，快速走动，东张西望，像极了巡逻的战士，很是威风。不过，提起他的打猎，大人多是开他玩笑，说是扛枪赚忙活，难见兔子影。我虽没跟他上过学，却在他那学了不少东西。马老师不仅爱打猎，还胸怀世界。虽然收入不高，仍拿出钱来，常年自费订阅一份《参考消息》。是初中毕业等待上高中的时候吧，我常到他家去蹭报看。马老师见我去了，总是将报纸主动拿出来，有时还要点评一番。通过在他那看报听讲，知道了在我们村庄之外，还有那么大的世界。当时看报只是好奇，不觉得有啥用处，后来参加高考，还竟在政治地理科目上有了帮助，这倒应了处处留心皆学问的老话。

在时代的变迁里，我们村的学校已没了影踪，教师人群也日趋萎缩。如今，即使个别还在从教的，也落脚在了霓虹闪烁的城市，上学的孩童则奔向了乡镇甚至县城。村庄上空的琅琅读书声，成了人们的记忆。

人生成长路上，对我们影响大的，除了父母，应该是老师了吧。那些引领我们观察世界认识社会的老师，虽随着流淌的时光渐行渐远，但他们个性鲜明、神韵独具的形象却驻扎在脑海里，不曾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