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初，字子乾，1897年生，濮阳县孙密城村人。

1920年9月，孙健初考取山西大学采矿系预科班，两年后升入本科。大学期间，他学习刻苦，生活节俭，深得瑞典籍教授新常富赏识。新常富对地质化学造诣颇深，主办了瑞华博物考察会。孙健初毕业后被吸收为该会第一批地质调查员，并接受了新常富的以纯正科学来救国的思想。1927年，孙健初大学毕业后，被山西省建设厅聘去，不久被南京中央国民政府农矿部调走，初任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技士，继升技正，从此开始了他的地质研究生涯。

1937年，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组织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时，孙健初应邀前往，发现并研究了玉门油矿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君庙的地质构造。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切断了“洋油”进口的海上路线，国民党政府被迫考虑内地油田开发。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增设甘肃油矿筹备处后，孙健初、严爽、靳锡庚等奉命到老君庙进行石油地质考查。时值隆冬，塞外高原漫天皆白，朔风凛冽，环境异常恶劣，但他们为了抗战的胜利，骑着骆驼，冒严寒、迎冰雪、战风沙，起早贪黑坚持野外作业。仅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他们查明了该地区生油层、储油层及地质构造状况，以事实驳倒了西方学者中国贫油的谬论。为了更确切地了解老君庙油区的地质构造和含油、气层等情况，孙健初立即要求重庆国民政府调来钻机开始钻探。然而，当时忙于战争的国民政府不顾他数次电请，一直未调来钻机。正当他焦虑万分时，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电告延安，调来两台钻机和一批钻井工人，帮助他开发油矿。

1939年5月，孙健初在老君庙主持了玉门油田第一口油井的钻探。当钻头伸向130米处，油喷不止，日产量达20桶。接着，其他各区钻井均见油层。1941年4月10日，4号井和8号井在钻进油层时出现猛烈井喷，终于证实了玉门油田是一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油田。国民党政府一见孙健初试探成功，玉门油田大有希望，马上成立甘肃油矿局，并委任孙健初为地质室主任，指导玉门油矿建设。

孙健初为了寻求祖国地下宝藏，长期坚持野外调查。他跋山涉水，不畏险阻，不避寒暑，风餐露宿，足迹遍及晋、冀、豫、皖、鄂、陕、甘、宁、青、察、绥、蒙等十几个省区的高山峻岭、江河湖泊。不论是采集岩石、标本整理、记录、描述地质资料，还是绘制图纸或撰写论文，他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先后写出关于石油、煤、铁等矿藏的调查及有关岩石、地层构造等方面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30多篇，填补了我国地质科研的空白。

1942年，孙健初被派往美国进行考察学习，历时两年，写成了《美国地质概况及其寻究石油之方法》等论文，对国内石油地质研究影响很大。1944年回国后，他仍主持西北石油地质研究，投入甘肃文殊山、皋兰河、享堂等地的石油地质勘查工作，并写出了《甘肃文殊山地质》等调查报告。论断认为，文殊山有钻探价值，皋兰河、享堂有大量油层存在。然而，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忙于发动内战，没有心思去开发油田，致使钻机瘫痪，仅有的几位地质工作者也闲置起来。但是，孙健初希望多开几个油田，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报国之心没有冷，他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石油地质理论的研究。1946年到1948年的三年时间，他完成了《西北油田地质说略》《发展中国油矿计划纲要》《如何在钻井下研究石油地质》等多篇具有科学价值的论文，并编制了一幅《中国石油理想图》。他的这些科学预见，多数被建国后的石油勘探所证实，中原油田的开发便是一例。

1949年8月26日，孙健初在兰州迎接解放。他把冒着极大风险保护所能掌握的全部石油地质资料及仪器和设备，完整无损地交给了中共党组织。为此，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在贺龙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孙健初，倾听他对开发祖国石油资源的设想和意见。

新中国刚成立，孙健初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兼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和兰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0年4月，在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石油会议时，孙健初提出了西北石油勘探计划。1951年，在全国石油工业展览会上，毛泽东主席专门接见了他。1952年10月，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孙健初主持开办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参加讨论，指导总结。后来，这批学员成为中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力量。

正当他励精图治，规划蓝图，实现他多年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时，1952年11月10日深夜，孙健初不幸在北京因煤气中毒逝世，年仅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