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又近，我却远在南宁，回不去濮阳县东减杜村的老家。春风拂过中原的黄土地，麦苗正青。我站在千里之外，遥想田埂上的晨光缓缓拉长每一个劳作的身影——只是再也没有父亲了。

父亲叫卢善忠，和世代守着中原的乡亲们一样，他的心系在这方水土上，挪不开，也舍不得。

在儿时眼里，父亲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通的庄稼汉。后来才懂得，他这辈子，说到底就做了两件事：种地、打工。

种地的事，都烙在我童年里。春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扛锄下田，蹲在湿润的田埂上点播育秧。指尖蹭过松软的泥土，把一整年的盼头埋进去。夏天日头毒辣，地皮烤得发烫，他扎进齐腰深的玉米地里浇水除草，汗水顺着脊梁沟淌落，刚滴进土里就被蒸干了。麦收时节，他握着镰刀，在金色麦浪里弓步收割——镰刃起落间，麦穗簌簌倒地，空气中混着麦香和泥土的气息。那些日子，天不亮下地，满天星斗回家，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父亲侍弄庄稼，比摸自己掌纹还仔细。他看云识天，掐准节气下种；玉米间苗，哪棵该留哪棵该去，心里有秤；割麦时镰刀起落，节奏与麦浪起伏相合，半天就能割出齐整的麦垄。秋收时，粗糙的手掌抚过沉甸甸的麦穗，轻得像摸孩子脸蛋。那种与土地共生的熟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

可种地本小利薄，家里开销一分不能少。父亲便挤上南下的绿皮火车，去建筑工地打工。在烈日下推砖车，在脚手架上扛水泥，干的都是最险的活，挣的是最辛苦的钱。手上血泡破了又结，肩头压出紫红的印子，几个月奔波下来，攒不下多少。每次回来，行囊单薄，满身风尘，眼神里却还是那股韧劲。他用粗糙的手掌抚我的头，那洗不净水泥灰的手掌下面，是暖到心底的温度。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那些年出去打工，心里其实是慌的。一辈子最踏实的时候就是站在东减杜村的地里，最自在的时候是摸着庄稼，可为了多挣几个钱，他得离开土地，去那个连土腥味都闻不到的城里。在工地上睡不着觉，半夜老念叨：“不知道下雨没有，麦子该不该浇水。”这话我听了多年才懂——一个农民离开土地，就像鱼离了水，可为了儿女，他愿意在岸上扑腾。

在童年记忆里，父亲是无所不能的。自行车漏气，蹲在院坝摆弄一阵就能修好；院墙裂缝、屋顶漏雨，他拌泥砌瓦，爬上爬下；收音机不响了，电灯不亮了，经他摆弄都能重焕生机。那时只觉得理所当然，后来才明白，这份“啥都会”的本事，是被生活磨出来的。他修的不是自行车、不是收音机，是日子里的磕磕绊绊。

父亲的性子，像中原的老黄牛，勤恳、沉默、隐忍。再大的压力，都自己扛着，从不把愁苦带回家。我闯祸时，他从无疾言厉色，只轻轻拍去我身上的土，说：“做人要懂规矩，踏实做事才长久。”这些话没有华丽辞藻，却在懵懂的岁月里，悄悄种下做人的道理。

母亲还说起过一件事。那年我学费凑不够，父亲闷着头抽了两天烟，第三天一早出门，把家里那只肥壮的牛犊卖了。回来时手里攥着钱，脸上却难过了好几天。母亲问他，他说：“那牛通人性，见我就哞哞叫。”后来我每次回家，他从不提卖牛的事，只问学校伙食好不好、功课跟不跟得上。

父亲最后一次下地，是那年的春天。那时他已病重，却非要去东减杜村头看看麦苗。其实这些年父亲帮我带孩子，已经好些年不种地了。他站在地头，不说一句话，只是看。春风掠过，麦苗不断起伏，他忽然伸手摸摸最近的一棵，像和老朋友打招呼。回家的路上走得慢，几步一回头。父亲走的那年正值盛夏，麦子已收割完毕，可他再也无法看到丰收的年景了。

如今我也到了当父亲的年纪，扛起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才真正读懂他。他田间的每一次弯腰，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给家人撑起一片天；那些寻常的修修补补，都是在为家添一份暖。他不仅养育了我们，更将中原土地的勤劳、坚韧与质朴，化作家风，传了下来。

转眼又是清明。我虽在南宁，心却早飞回了老家。春风掠过东减杜村的黄土地，麦苗起伏，像极了父亲弯腰劳作时的背影。我想象着自己站在田埂上，看看那些和他一样在地里忙活的人。他们弯腰、起身、迈步，和多年前的父亲一模一样。

难忘那双沾满泥土的手，扶我学步，替我拭泪；难忘那宽厚的肩膀，扛过家庭重担，也驮着我的童年看过田埂落日；难忘晨光里那个拉长的身影，教会我什么是坚守与担当。父亲的模样，是濮阳东减杜村无数父辈的缩影——以土地为纸，以勤劳为笔，书写完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父亲从没讲过什么大道理，他只是种地、打工、修修补补，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等我当了父亲，才知道很难像他那样，把“父亲”二字做得这么圆满。

但他留下的，我都接着了。那双泥土手教我要踏实，那副宽肩膀教我要担当。这份源自黄土地的坚韧与爱，早已融入骨血，伴我走过往后岁月，也伴我在每一个清明，深深怀念。

风过村庄，麦子又青了。只是今年，我在南宁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