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姐离开我们九个月了，还是时常有熟人、朋友打电话问起她，语气里满是惋惜。

梅子的告别仪式上，我身在外地，不能亲临，只能遥遥寄托哀思。

我和梅子有着太过深厚的缘分，早就想写篇文章寄托哀思，却因思绪万千迟迟没有动笔。

遥忆30多年前，那年我18岁，刚刚参加完高考。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和好友鹏鸿骑了20多里地的自行车，去王助乡政府拜见她，同去的还有瑞萍、爱萍两位姐姐。她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从此，我们成了挚友。

18岁的花季，我沉湎于文学，热烈地崇拜她。崇拜她自学成才，在濮阳文学圈闯下了名气；崇拜她为写作攒下的一麻袋又一麻袋的稿纸；崇拜她克服重重困难、一往无前的勇气……

缘分就是如此奇妙。当时我心中的偶像是梅子和濮阳广播电台的史琳，后来我们竟在不经意间都成了好友。我和梅子、史琳、鹏鸿各自都有可爱的小绰号，还经常戏称自己是“四人帮”。

此后的无数个日子里，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逐梦、一起旅游、一起疯玩、一起蹭她的饭局、一起畅谈文学到天明……

通过梅子，我也认识了各行各业的精英朋友。梅子是我的骄傲，我为有她这位挚友感到无限风光。

梅子多次鼓励我写作，可我因种种原因，再加上自身懒惰，终究没成气候。

梅子的处女作《庄稼地里的姑娘》曾在东北的一家杂志发表。2000年初冬，杂志主编李金伦老师千里迢迢来濮阳看望梅子。当时有不少濮阳本地的名流作陪，带着李老师游览了濮阳的名胜古迹，住最高级的宾馆，吃濮阳的特色菜。送李主编回东北时，他坐在车上，为濮阳朋友的盛情款待深深感动，不住地向我们招手，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再来濮阳。此后，李金伦老师还给我寄过他出版的两本书，附了一封信，祝福我和梅子的友谊长存。

我们命运的转折也十分相似。2002年3月，我从别处调入市第三人民医院信息科工作，同年，梅子进入报社做记者。她结束了几年的颠沛流离，总算有了安稳的、能尽情发挥特长的地方。那几年，她出版的《深夜那盏灯》《梅子之约》，成了多少濮阳文学青年爱不释手的读物。

“我们在行动”公益活动从2011年起，已走过了15个年头，发起人正是梅子。活动主要救助残疾儿童、失去父母的孤儿、特困家庭，先后有近百人参与其中。大家一起缴纳会费，只要梅子一号召，一大群朋友便会蜂拥而至，一起去看望那些可怜伶仃的孤儿、老人。耳闻目睹那些想象不到的残缺家庭，我一次次难过得泪流满面。

因为是挚友，我曾无数次在梅子姐家小住。朋友小聚后不想回家，我总会给家人打个电话说：“我今晚在梅子姐家住了！”她也总乐意我住下。我们躺在一张床上，天南海北地神聊，对某件事往往有着共同的爱恨情仇，一起谈论读过的文学作品，一起不由自主地欢笑，一起期待命运的眷顾。有时聊着聊着天已经很晚了，我实在睁不开眼，朦胧中，梅子姐的思绪又来了，轻声喊：“丽……”我困得不行，还得强打精神接她的话茬。在梅子家住的第二天，我总要多操一份心，总担心上班迟到，最后一准是睡眼惺忪地离开。

梅子就这么匆匆地离开了，作为她的挚友，我满心悲伤与无奈。我总觉得她还在我们的生活里，须臾不曾离开。我时常在街头、在人群里寻找她的影子，想起她风风火火的脚步，她的活力四射，她的欢声笑语。

梅子姐，我们好久不见！不是约好一起去看望99岁的大娘吗？你怎么又一次食言了？地儿的小宝宝正需要你照看，你怎么忍心抛下她们！

梅子姐，我们好久不见！我好想向你报个喜，好想和你谈谈天、道道地，好想给你诉说心里的烦心事。梅子姐，你听到了吗？